中海港控与珠海港投65亿共建瓜达尔港

也就是说，法院通过对公共政策的援引，一方面证明了该裁判结果是正当的，另一方面也表明该判决结果的作出回应并贯彻了公共政策。

第三，历史分期应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变。中国古代"有常" 与"无常"两个词，表达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含义。

败者郁郁寡欢，犹心怀不服，唯一的希望就是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伴随国家权力的强化，秩序的"人为"色彩不断加重，公共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发号施令。因为传统社会所强调的施予型个人义务观，并非指所有的人在义务上平等，而是依据特权身份等级而区别对待，尊卑有别，贵贱有差，长幼有序。这在行政、司法与私人企业组织中的权力体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一切表明，现代法治仍然没有摆脱困境。

因为一部世界现代史反复告诫人们：落后意味着被动挨打，发展是硬道理。科特雷尔主张信任作为共同体的基础， 这使他构想的共同体也具有了自愿的特性。通常先是在革命后建立起一个国家，颁布一部确认某些基本权利的宪法，然后才逐渐在民主的过程中和法治的架构下充实权利的内容，扩大权利保护的范围，完善权利救济的机制。

因此，尽管世界各国社会制度不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以及意识形态不同，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开始关注并重视人权问题，在宪法和其他法律中确认权利的基本价值，并加入了跨国的区域性人权公约和各种国际人权公约。任何缔约国不得侵犯或剥夺些权利，否则就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乃至联合国的制裁。他认为，只有这样的世界大同政治共同体才能有效地制止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才能有效地协调经济发展的冲突和从根本上改变世界不合理的经济与贸易格局，才能有效地以世界社会的整体名义来实现全球治理，从根本上改变某些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操纵和单边主义行动，才能有效地在世界人权和世界宪法的基本框架下，实现人类基本道德价值的统一和伦理价值的多元互动，才能真正实现人类一家和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实际上，大多数社会是通过革命的途经进入现代门槛的。

" 把主观权利同利益密切联系起来，是耶林权利理论的一大特色，也是利益法学派的基本主张之一。这就是说，没有政治参与权，人民主权是一句空话。

最后，在人权与人民主权的关系上，哈贝马斯认为，主张人权至上论的自由主义观点虽然有利于维护私人自主，但其所采取的个人中心主义视角无法论证人权的道德基础。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与主观权利对应的是私人领域，与客观法对应的是公共领域。"他们所面对的一些传统的日尔曼法律制度只有在特殊的现代经济条件下才能被继承下来"。哈贝马斯认为，在这种背景下，对于提供可靠的人权保护和有效的人权救济而言，仅仅具有"宪法爱国主义"的观念是远远不够的，解决全球的关键在于寻求超越民族国家政治格局的制度范式，其中主要的途经是把民族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转变成"世界内政"。

第二，权利的合法性问题不仅涉及权利产生的起点，而且涉及权利的赋予和发展的途经。所谓"世界内政"就是建立"世界大同政治共同体"，从人类整体的治理模式上来协调民族国家的关系和治理世界社会。据此，主权至高无上，一切人权都不能超越国家主权。基于上述趋势，康德提出了"世界公民权利" 的概念和在世界范围建立自由国家联盟的设想。

（2）享有主权的地域国家。这些权利被认为是人之为人本应享有的权利，因而具有普适性和不可剥夺性，对于主权的绝对性构成了实质性限制。

哈贝马斯的权利体系突出强调政治参与权的重要性，冀望公民通过这种政治参与权的行使将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联结起来，把主观权利与客观法协调起来，把个人人权与人民主权统一起来。他认为，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列举了以下与理性具有天然和谐关系的趋势：（1）共和制的和平天性。

换言之，自由主义者从个体的进路来观察和分析主观权利，试图为个人留下广阔的自由空间，防止国家权力侵犯个人权利，但是意想不到的是，个人权利最终却落入了国家客观法的"铁龙"。换言之，人权和人民主权应统一于民主的商谈过程中，它们的内容和结果都应该是民主立法的产物。现代的法律以赋予和保障权利为主要意向，人们无论如何理解"权利"的含义，都不会否认权利是现代法律的主要内容。换言之，只有以商谈原则为基础的民主立法程序，才能把主观权利与客观法协调起来，避免两者的对立和冲突。这种新的思路摆脱了关于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的传统思路。首先，在他看来，主观权利基于道德的观点是没有根据和无法论证的，因而主观权利对于客观法并不具有优先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主观权利仅仅是客观法所赋予的。

因此，全球治理和国际法治的呼声不断高涨，强化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权威的呼声也不断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公民既是法律的接受者，同时又是法律的创制者，而只有这样的法律才具有合法性。

在现代社会，随着宗教、道德和习俗等退居生活世界，法律成为了治理社会的主要机制，权利赋予、权利保护和权利救济都采取法律的形式。"  同时，民族国家虽然强调"民族"的特性，但它并非意指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而往往是由成分复杂的多种族和多民族所组成的国家。

这三项权利大体等于自由主义所说的"前政治"的"公民权利（civil rights）。哈贝马斯认为，在目前的国际格局中和联合国的框架下，联合国在保护人权问题上达成一致毕竟困难重重，因而人道主义的干预毕竟有限。

二是缔约各方必须采取社会的视角，即主体合作互动的视角，而"自然状态"中从私利出发的单个主体也不会采取这种视角。第四，权利是关系而不是物品。这种权利理论避免了西方以及其他地方流行的两种错误做法：一种做法是主张权利先于并高于宪法和其他法律，将权利与宪法和其他法律对立起来。为此，人们应采取主体互动的视角，以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为旨向，推己及人，推人及己，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就公共议题和共同关心的事务进行理性的商谈、深度的沟通和充分的讨论，从而达成理解和共识。

哈贝马斯认为，正确的选择是连通两者并使它们保持互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取消两者的边界，致使"自主"无从存在，而是意味着人们通过公共参与和行使交往权利，将私人自主的权利予以法律化和制度化，并不断根据需要赋予这些权利以新的具体内容。"对于自由主义的法学史学家来说，真正的挑战不在于私法，而在于公法，在公法中，不是日尔曼法与罗马法冲突，而是历史法与自然法彼此冲突。

在哈贝马斯看来，消极的私人自主是不可取的，公民只有通过积极行使政治参与权，才能在作为法律的承受者的同时，也成为法律的创制者。只有在进入实际的政治体制之后，公民才能通过民主立法将权利予以具体化。

二是在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仅仅着眼于自发的私法对主观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对于国家权力的积极功能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则无助于发现并解决自由放任时期"自发秩序"所存在的种种问题。现在有人担忧，当今世界发展很不平衡，还存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之分，属于不同"世界"国家的公民很难会彼此承认世界公民的同伴关系。

（3）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管理的国家。在哈贝马斯看来，自然法进路的权利观缺乏坚实的基础，本身无法得到论证，同时，对于缺乏自然法传统的非西方社会来说，这种进路的权利观不具有可接受性，甚至有些不可思议。社会契约是公法意义上的契约，它要求个人必须放弃自我中心的立场，采取合作的立场，互相承认彼此之间享有平等的自由和权利。哈贝马斯在梳理并批评了上述关于主观权利的各种观点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哈贝马斯从主体间性角度对于基本权利产生的源泉及其普遍性的论证，为理解国际人权普遍性开辟了一条新路。没有第三类权利，公民缺乏生存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不但公共自主无从谈起，私人自主也会出现消极自由所具有反讽效应，即某些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所享有的消极自由可能意味着他们在饥寒交迫和流离失所中自生自灭，无人理睬。

人类只有付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沉重代价并在进入全球化的时代之后，康德当年的"世界公民"和"永久和平"的构想才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在主观权利问题上，另外两种理论引起了哈贝马斯的关注。

这里的潜在意蕴是，基本权利是人际互赋的人权，而不是国家赋予的权利。公民通过自我立法，可以把这些"未填值"的权利加以"填值"，例如通过第四项权利的行使，公民可对第一项权利予以填值：生命权、财产权、身体不受伤害的权利、言论自由权、迁徙自由权以及择业自由权等。